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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制度論」(new institutionalism）近年來席捲社會科學界，不但「建立制度」一詞成了實務界新的政治正確，「制度是重要的研究因素」（institutions matter）也成為學界新興的中心思惟，不論國際或是本土，探討新制度論的文獻也在不斷增長中。然而，為了避免新制度論淪為流行的學術包裝紙，學界實有必要針對其研究的範圍與方法進行探索，以了解其在方法論上的機會與限制。本文第一部份從方法論中 「個人-結構」 ( agent-structure）難題的角度，回答一個關於新制度論的核心問題：「新制度論新在哪兒？」。第二部份，本文將以「理性選擇制度論」 (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) 為例，整合其中看似相通但卻存在歧異的 「實證政治學」(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）與「新制度經濟學」 (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) 兩股主要勢力，從理論建構的角度，展現新制度論從經濟學影響而來的特色與內涵。第三部份 ，本文將藉由上述整合理論的觀點，探索本土行政學研究 「行政/政治」之間關係的領域，將來可能的發展方向。 本研究主要結論有三點：首先 ，新制度主義的「新」是在於其方法論上融合的努力，但是新制度論從概念到應用，還需在方法論上作出關鍵選擇，不然將無法確實應用：再者，新制度論中從經濟學思惟發展出來的「理性選擇制度論」，雖然其內部仍有理論整合的問題，但其跨學門整合的實力，值得重視；最後，「新制度論」隱含衝撞方法論中「個人-結構」難題的意圖，卻意外地呈現出應用在劇烈變革時代的價值，我國民主轉型的過程中，許多制度的解構與重構問題，應該是新制度論最能發揮的場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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